碳匯和減排是企業碳權的兩大利器

文/ 賴威安
 

一、國內學術界對於碳權的兩種意見
        碳權的方法可以分為兩種: 減少碳排 (emission reduction ) 與增加碳匯( carbon sink)。第一種減少碳排放量，主要是政府制定一個溫室氣體排放的限額，規範企業溫室氣體的排放，企業需要在期限內達成，若沒有達成將有相應的懲罰，但若在期限內達成目標，甚至將排放量減少至低於限額，則實際排放量與排放限額之間的差值，將可作為碳權，賣給其他未達標的公司而獲利。碳匯（carbon sink）是儲存二氧化碳的天然或人工「倉庫」。植物吸收空氣中的 二氧化碳行光合作用，樹木可把空氣中 4 公斤的二氧化碳轉成 1 公斤的木材。 而碳匯不僅限於森林，海洋、土壤都可以進行專案申請，將碳匯轉為碳權。 第二種是增加碳吸存量，即增加碳匯量的方式，則是先對欲執行專案的區域進行排放量的評估（稱為基線排放），接著評估執行專案後的排放量（稱為專案排放）。基現排放與專案排放的差額，就可以申請碳權。^[1]

        大多數學者偏向支持碳中和 (碳匯) 的作法，比如， 中研院院士楊秋忠教授是土壤、植物生物學的背景並且在微生物的發表上有斬獲，他強調土壤有機質對於碳匯 (黃碳) 的重要性，他在投稿的文章中說「臺灣有機廢棄物產量每年約有2,000多萬公噸，其中農業廢棄物每年約600多萬公噸。以2018年綠色國民所得帳統計資料計算，一般廢棄物只有約2.4%製成堆肥，農業廢棄物約有49%製成堆肥，表示大部分的有機廢棄物未能妥善處理及再利用。」，追究其原因，他認為「是因為環保及農業單位長期忽略有機廢棄物處理的技術面、法規面及政策面的基礎建設所致。目前部分可再利用的農業廢棄物，受限於《廢棄物清理法》而阻礙其資源化途徑，需要檢討現行法規及推動各項管理措施，並走向資源化回田。另外，需解決有機廢棄物收集及回收管道不足等問題」；「根據農委會農試所調查，臺灣有機質含量低於2％以下的農田約占耕地面65％，顯示臺灣土壤地力劣化，保水及保肥能力差。」(楊，2020)^[2]。

        「碳匯」是達到「碳中和」(carbon neutality) 的一個有效手段，關於此，楊教授說:「現今達到「碳中和」的主要三種方法，包括：「碳捕捉及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減少碳排放」及「碳儲存」（抵消或再利用）。」；「在技術應用上，以全球生產糧食的土地約49億公頃計算，每公頃的15公分土層若增加1%的土壤有機質含量，將可蓄存46.9公噸的二氧化碳，等於蓄存12.79公噸的碳。全球每公頃多增加22公噸的土壤有機質，可蓄存約62.7GtC(十億公噸)的碳量。」(楊，2021)^[3]。

        另外，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終身特聘教授林幸助特別強調海洋碳匯(藍碳) 的貢獻，他表示: 「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的碳匯，只計算森林，未計算海洋與土壤的貢獻量。根據2023年的研究，紅樹林與海草床的碳吸存能力每年約48萬噸二氧化碳當量，若能納入碳匯將有助於台灣實現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 ^[4]  

        而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精通於微生物分子生物分類學以及土壤生態學的沈佛亭教授就持較為持平的看法，他表示: 「溫室氣體盤查的系統早已建立，所以即使在農業部門也認為應該可以先從減排看到一些效益（短期內才會有績效），增匯就是後面大家要努力的。」^[5]。

        另外，中興大學環境工程系莊秉潔教授特別強調森林碳匯 (綠碳) 的功能性，他表示: 「政府規畫淨零碳排路徑，制度上不要遺漏任何一個人；碳匯路徑放進去後，對森林管理可以加倍，建議對現有的森林，應該有更多管理。」^[6]

        即便如此，仍有很少數的學者質疑碳匯的效果，並且強調溫室氣體減排的重要性， 例如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劉少倫教授曾在傳播媒體上發表的意見認為: 「藍綠碳方案對於全球氣候暖化控制在1.5度以下的目標而言是緩慢而不切實際的解決方案。」 ^[7]

二、氣候行動追蹤組織的建議

        氣候行動追蹤組織 ( climate action tractor，簡稱 CAT)  是一個獨立的科學專案，追蹤政府的氣候行動，並根據全球訂定的《巴黎協定》目標「將氣溫升高控制在2°C以下，並努力將氣溫升高溫度限制在1.5°C」進行衡量。 CAT 由氣候分析(Climate Analytics) 和新氣候研究所 (NewClimate Institute) 這兩個組織合作，自 2009 年以來一直為政策制定者提供這種獨立分析。CAT 量化並評估減緩氣候變遷的目標、政策和行動。它還將國家行動匯總到全球水平，使用 MAGICC 氣候模型確定 21 世紀可能的氣溫升高。

        CAT 進一步進行部門分析，以說明實現全球溫度目標所需的途徑。^[8]  根據台灣科技媒體中心所提供的建議，在氣候治理面向上應該採用Climate Action Tracker 的氣候治理指標，建構自我檢核能力 (台灣科技媒體中心，2023)^[9]。在2024年5月30日 發布的報告中，氣候行動追蹤組織 ( climate action tractor，簡稱 CAT) 評估了 28 個國家政府所制定的淨零目標和計劃，涵蓋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81%。研究發現，這些政府氣候計畫中提出的碳清除用途將需要一個能夠封存高達 57 億噸二氧化碳的森林碳匯，這相當於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15%。研究的大多數政府計劃都表明了嚴重依賴碳移除(carbon removals) 的意圖，許多計劃甚至披露了其境內二氧化碳移除的類型和範圍（包括基於自然的(nature- based) 和技術的(techno- logical-based），以實現長期目標。
然而，這些計劃仍然沒有包含有關這些政府計劃如何在未來幾年擴大如此大量的碳移除能力以及如此做的更廣泛影響的資訊。截至 2024 年 5 月，只有 15 個接受評估的政府提供了有關其淨零目標年森林或土地碳匯的使用情況或工程二氧化碳移除量的詳細資訊。其中有 8 個國家制定了利用直接空氣碳捕獲 (directed air carbon capture，DAC) 等工程碳移除技術來移除多達 13 億噸二氧化碳的計畫。目前此類技術的開發成本估計高達每噸 400 美元，但各國政府尚未相應增加投資。據估計，他們仍需要每年在 DAC 和類似的工程解決方案上投資數千億美元，以支持全球氣候目標。

        DAC、碳捕獲和儲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以及生物質能碳捕獲和儲存（biomass energy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BECCS）等技術仍然面臨成本和可用性挑戰，而生物炭和海洋鹼化等其他碳移除方案需要進一步調查以了解其全面的環境影響。無論如何，淨零排放承諾只能減少每個國家80% 至85% 的排放量。
        CAT——非營利組織 NewClimate Institute 和 Climate Analytics 之間的合作——強調碳去除技術(carbon removal technologies) 和基於自然的碳匯(nature based carbon sink) 對於到本世紀末將全球平均氣溫上升限制在 1.5 攝氏度至關重要，但就目前情況而言，許多頂級經濟體在其氣候計畫中過度依賴這些解決方案，而未能優先考慮脫碳(decarbonisation) 工作。因此，在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淨負排放，各國政府應聚焦在減少自身的碳排放，邁向真正的淨零，並且加快對於工程碳移除的部署、可擴展性和可持續性的研究。各國政府儘早開始部署小規模工程碳清除，以測試可行性、可擴展性和環境影響，並完善他們打算依賴碳移除的方式和程度。

        CAT 合作夥伴組織NewClimate 的弗雷德里克·漢斯(Frederic Hans) 表示：「各國政府必須立即將注意力集中在減少排放上，實現真正的零排放，並在目標設定和進度報告中透明地溝通和區分基於海洋或陸地的傳統、工程和新型二氧化碳清除方法。先前英國政府發布的相關消息顯示，根據公佈的徵求意見計劃，來自垃圾處理廠的能源、工程碳移除設施和基於天然的項目都可以納入英國排放交易計劃的範圍。^[10]

三、結語

       綜合上述國內學者和國際上碳權專家組織的意見，碳匯和減排都是企業界應該要努力的方法與方向，兩者不可偏廢，兩者各有其侷限性，但都沒有充足的條件可以各自單獨成立。而且，由於台灣農業目前存在的形式絕大多數為小農，無論規模和資金都明顯不足，因此，政府應該要鼓勵工業企業主能夠在製程上做到溫室氣體減排的效果，而且也要鼓勵工業企業主能夠投資在碳匯上面，如何在法規上也能夠建立以碳匯申請碳權的機制，讓減排與碳匯這兩種力量可以雙軌並行可能才是真正達到淨零碳排的有效途徑。